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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版图书《重庆之眼》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

来源:书香重庆网2018-04-23 13:51:16

4月23日晚,“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在央视一套、十套黄金时间播出,29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好书”全部揭晓,其中,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之眼》荣获2017年度“中国好书”,这也是重庆出版界首次获此殊荣。

致敬英雄之城 致敬民族之魂

“重庆大轰炸”的不死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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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眼》获得图书“奥斯卡”

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是在中宣部直接指导下,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联合推出的优秀图书年度颁奖晚会。

自2014年举办首届年度好书颁奖盛典至今,“中国好书”评选活动和年度盛典已经走过了五个春秋。在这五年里,“中国好书”逐渐成为最权威的图书排行榜,是引领出版界和全民阅读当之无愧的风向标,堪称出版界和爱书人的图书“奥斯卡”。

据了解,每年的年度获奖图书都是从当年大约47万种出版物中“万里挑一”甄选出的精品佳作,获奖图书的数量仅为30种左右,可谓浪里淘沙,沙里淘金。

此次盛典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李潘主持,分为“主题出版类”“人文社科类”“文学艺术类”“少儿类”“科普生活类”“年度荣誉图书”六个单元公布2017年度“中国好书”获奖名单。

在“文学艺术类”单元,当重庆出版社的代表听到开奖嘉宾柳云龙宣布《重庆之眼》获奖时,都激动地站了起来。随后,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兴芜上台领奖,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作者感言:向重庆致敬


很荣幸能够获得“2017年度中国好书”这个至高荣誉。这既是对《重庆之眼》这部图书的褒奖和鼓励,更是对中国人民在伟大而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所付出的无畏牺牲和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的回眸和礼赞。《重庆之眼》是一部弘扬民族气节和民族自信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向一座不屈的英雄城市致敬的小说。我愿意把这部书所获得的荣誉献给这座城市以及它勤劳勇敢的人民。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阅读《重庆之眼》,能够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更爱山城重庆的历史与文化。 

——《重庆之眼》作者范稳获奖感言


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对《重庆之眼》的颁奖词是,“这部小说以‘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透过男女主人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生活与爱情,反映了中国人对战争的反思。本书既磅礴大气,又精雕细琢,具有撼动人心的文学力量。”

《重庆之眼》由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范稳深入采访精心创作而成。该书全景式再现了“重庆大轰炸”这段震惊中外的悲壮历史;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文化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支撑下,坚韧不屈、愈战愈勇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范稳在获悉《重庆之眼》获奖之后,激动地表示:“很荣幸能够获得‘中国好书’这个至高荣誉,这既是对《重庆之眼》这部图书的褒奖和鼓励,更是对中国人民在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所付出的无畏牺牲和所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的回眸和礼赞。”

范稳说,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它写一本书,“我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阅读《重庆之眼》,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更爱山城重庆的历史与文化。”

《重庆之眼》诞生过程

《重庆之眼》是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的著名实力派作家范稳致敬生命、致敬爱情、致敬重庆的最新力作。

范稳30多年前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对重庆有着很深的情结,这本《重庆之眼》是如何诞生的呢?范稳介绍,2015年春,他为自己的第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吾土吾民》到重庆做最后的补充采访,当时,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芜对他说:“你写抗战题材,为什么不为重庆写一部书呢?‘重庆大轰炸’就非常值得一写。”

陈兴芜的这段话令范稳怦然心动,他一直很关注重庆在抗战历史中的文化抗战,“中华民族历史中,曾多次遭遇外族入侵,可我们的文化从来没有被斩断过,这说明它多么坚韧而强大。”

这一年,在重庆出版集团的支持下,范稳住进了渝北的一个小区里,查阅资料、采访、写作。

整整耗时一年,其间五易其稿,范稳最终完成了这本近30万字的《重庆之眼》。

2017年5月13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人民文学杂志社、重庆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范稳长篇小说《重庆之眼》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上,专家一致认为,《重庆之眼》是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具有创新意义的力作。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二期)项目,《重庆之眼》这部作品也入选其中。


作者创作札记

打通抗战历史的“任督二脉”

我的创作在近些年来发生了转变,我从一个关注民族地区宗教、历史与文化和在大地上行走与发现的写作者,转到了抗战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写作。这并不是一种转型,而是创造之路的某种拓展与延续。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作家,我喜欢在史料中寻找与发现,激活创作的灵感。而我们的历史,即便它刚刚才翻过并不久远的几页,却仍然还有许多空白点需要一个作家为它做出文学的填空。正如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史,我们依然需要书之不尽,咏之不绝。不然我们无以面对那些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而抛洒热血的先辈们。

重庆大轰炸作为抗战时期一桩重大历史事件,并没有在时光的流逝中烟消云散。战争的创痛在这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化都市里,依然在一些白发老人的心中隐隐作痛,在汗牛充栋的典籍里历历在目。当我在抗战胜利结束70年后接触到它时,我才发现它并不是一段与我无关的历史。我在重庆上的大学,我的母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也和当时在重庆的许多大学一样,在重庆大轰炸期间惨遭轰炸,师生无辜殒命,校舍断壁残垣。我设想如果自己就是当时的一个学子,我又该如何面对?我又该拥有怎样的家国情怀?既然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之战,每一个国民都和它有关,这也是一个民族苦难悲壮又光荣的历史,每一个人也都和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构思这部作品时,我不想把它写成一部就苦难而写苦难的小说。在我接触这个题材之前,这段历史以被人咀嚼了十来年了,史学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它不再是一段被遮蔽的、或者隐秘的历史。而另一个在采访中得到的线索——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当时就让我的脑子里灵光一闪:或许这是个突破口呢。后来通过当地朋友介绍,我成功地“打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那期间我从昆明暂短地移居重庆,在一个小区租了套房子,“假装”自己是重庆人。多年前在重庆求学的经历让我对这座城市相对熟悉一些,许多风俗和市井生活一接就通,毫无障碍。原告团里多是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们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小本生意人,无业游民,很少有家境富裕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人很好也很善良,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更显孤单。我的介入令他们感到自己似乎有了一个“友军”。我认为他们是一群真正的中国人,爱国者。他们参加这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暮气沉沉的对日索赔原告团,自费到日本打官司,有的人甚至不惜抵押了房产。我承认他们对律师承若的一旦胜诉便可得到多少赔偿金,是其参加对日索赔的主要目的,那是他们终其一生也挣不到的数目。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身上不时闪现出来的民族气质,按现在时尚的话讲就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他们同样可以代表找到了自我价值和尊严的中国人。因为他们的回忆中有切肤至骨的苦难,有至今仍未愈合的战争创伤,有要求讨回公道和正义的合理诉求。而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战后遗留问题最具体真实的存在,从老泪纵横的哭诉,到至今仍然留在身上的弹片。

我进入抗战题材的写作以来,一是专注于文化抗战,二是开始思考一些战后问题。战争只要是正义的,胜利终将属于正义一方。但胜利以后怎么办,怎么反思战争珍惜和平?怎么清算战争责任找回公道与正义?我们似乎想得不多。至少和西方世界在二战后兴起的战后反思文学相比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那些勇敢地走上日本法庭的普通老人,我认为他们在做我们没有做的事情,用生命的余辉,做一枚枚勇敢地砸向石头的老鸡蛋。

我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条历史之脉,我更庆幸自己能通过写作来承担起应尽的一份历史责任,就像打通一个人的任督二脉。在我上大学时,我并不知道在这座城市更多的历史,在我离开重庆30多年后,我终于可以用写作来为自己作一点“补赎”了。

精选书评

《人民文学》2017年第三期卷首语

《重庆之眼》让“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终于得到了后续震荡至今的全景式的充分书写。我们不要忽略这部长篇里程碑般的意义——在此之前,由生活于国内的作家创作的大量抗战题材小说,取得的众多成就已有公论,但是抗战中极为严重的蒙难受害大事件,诸如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毒气战与细菌战、重庆无差别大轰炸,我们一直没有集中叙写出哪怕是其中一个、且足以配得上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尊严的杰作。那个曾经派出无数战争狂魔的岛国上,却有一代又一代作家对美军“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反复言表,相对而言,与其说我们迟缓、宽厚,莫如说我们曾经存在着一种对职责担当的模糊、退缩,甚至失守。

“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小说在闪回到当代中方原告团队组建之时,道出的这句话,更像是说给中国文学的。是的,《重庆之眼》就是一部拥有了国民志气、国家底气、文人诚信和文化自信的作品。在刘云翔、蔺佩瑶、邓子儒这些人物那里,喜事与丧事、幸存与幸福、轰炸与呐喊、牺牲与珍惜、失去与复得、重庆方言与中华古诗、青春与老境、颜面与原则、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太多命定的混杂并置,但有的必须严正抉择。切肤掏心的笔触,令人感慨万端,让我们从中将最动人的密码一一读出:读出英雄气、儿女情,读出江湖义、山河恸,更读得出家国事、民族心。

前人回忆,后人叙述,都是为了不忘,让高贵勇猛的浩然之气,带着与大地天空同在的律动,生生不息震颤流贯于血脉。

如此用声,如此用心,如此用情。期待更多的作品,能够这般用真情,能够这般用细心,能够这般用正声!

——编者 

范稳长篇新作《重庆之眼》再度聚焦抗战题材

在历史面前,作家只是注释者

(《文汇报》2017年3月21日文化版)

这是一部向一座勇敢倔强城市致敬的小说,更是向一段不屈光辉历史致敬的颂歌。继长篇抗战题材小说 《吾血吾土》 后,55岁作家范稳再度聚焦抗战题材,将目光投向“重庆大轰炸”,他的最新长篇《重庆之眼》首发于今年3月号《人民文学》,即将由重庆出版集团出版。

评论界直指新作切肤掏心的笔触令人动容,读者不难从中发现动人密码——既有英雄气、儿女情,江湖义、山河恸,更读得出家国事、民族心。

“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小说闪回到中方对日索赔原告团组建时,所道出的这句话,也像是说给中国文学听的。在刘云翔、蔺佩瑶、邓子儒等人物依次登场的间隙,喜事与丧事、轰炸与呐喊、失去与复得交织于笔端,更不消说重庆方言与中华古诗、青春与老境、颜面与原则的丰富并置,令小说人物在特殊环境所作出的抉择激发人心共振。谈及如何面对历史事件和幸存的耄耋老者,作家范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语气中透着谦逊:“希望自己的书写能为证人与证言留下鲜活形象的注脚。在真实宏大的历史和超乎人想象的人生命运面前,一个作家可能只配当一个注释者。”

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是为它写一部书

《重庆之眼》开篇,积淀着一股悲怆:“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一旦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直到他皓首白头了,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

小说人物的内心喃喃着对生活的热望,但渴求愈是强烈,愈反衬出无情战争对日常的残酷摧毁。抗日战争期间,重庆曾持续数年遭日军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及家属组成对日索赔团,先后多次赴东京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小说没有回避历史深处的惨烈,而是将这片土地上的爱恨情仇嵌入战争地图中,凸显出人性的尊严。对战争的反思以不动声色的小说叙事来烘托:“1940年夏秋之际,重庆的天空总是飘洒着愤怒而哀伤的眼泪。那一年雨多、雷大,以至于人们常常分不清哪是天上的雨、哪是眼眶里的泪,哪是落到地上的雷,哪是炸在灵魂深处的炸弹……日本飞机翅膀连着翅膀,比下雨前的蜻蜓还要多地飞来。”

“在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到如此惨烈的无差别轰炸,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依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是为它写一部书。”谈及为何浓墨重彩书写重庆的文化抗战,范稳举例说,抗战时期聚居在重庆的作家、戏剧家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包括茅盾、老舍、巴金、夏衍、阳翰笙、应云卫、吴祖光等大家。他们以手中的笔、舞台上的演出,弘扬民族不屈精神,创作出掷地有声的檄文,带来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这正是抗战历史中鲜活动人的篇章之一。

在评论家施战军看来,《重庆之眼》让“重庆大轰炸”得到了“震荡至今的全景式充分书写”,拥有国民志气、国家底气和文化自信。“前人回忆,后人叙述,都是为了不忘。小说的价值在于,让高贵勇猛的浩然之气,带着与大地天空同在的律动,生生不息震颤流贯于民族血脉。”

不沉溺于苦难,有血有肉的个体是历史的鲜活注脚

为了更好地走进小说角色内心,范稳两年前从云南到了重庆,住进渝北一个小区,像地道重庆人一样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中四处奔波。“自大学毕业,我离开这座城市整整30年了,我需要重新接上地气,找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温度。”范稳坦言,自己就像抗战时期来重庆谋生的“下江人”,面对纷繁错乱的历史头绪,希冀找到那条通往纵深处的回归之路,辨析钩沉一座城市的昨天,以观照她的今日。

这条回归路并不好找。范稳坦言,历史老人隐没在山城浓雾中,创伤犹在的大轰炸亲历老人负载着沉重回忆,每一扇窗户后面,故事不会随着白发的飘零遗忘、泛黄,需要作家忠实而传神地书写。

那些隐匿在历史纵深处的平凡人物,被文学的光芒再次点亮。写到嫁给空军飞行员的姑娘,小说埋伏下苍凉的比喻:“就像手里攥着一只漂亮风筝的人人羡慕的孩子,但谁也不会理解她们失去风筝后的悲凉。而那些脆弱的风筝,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太容易飘零了。”写到曾豪情盖世的幸存空军将士,“山风吹拂着他银色的白发,像一面小小的苍老而柔软的旗帜”。百姓心声化作透着乐观精神的描述:“既然轰炸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把它当作每年都要发的大洪水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洪水终有退去的那一天。”

对以历史事件为写作资源的作家来说,虚与实的平衡是个难题。对范稳来说,从历史中再发现,既是抗战文学书写的唯一途径,“也是对遗忘的拒绝和抗争”。

范稳长篇小说《重庆之眼》:脊梁的硬度

(《文艺报》201745日第二版) 

“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战争和灾难,两个重似千钧的词语,当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考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脊梁硬度的时候。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战略轰炸。一座鲜活的城就此满目疮痍。在那些令人震惊、愤怒的数字和描述里,既堆积着敌人的野蛮、残酷和疯狂,同时也记录了无数重庆同胞的尸骨、血泪和他们殊死抵抗、捍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

一座城,及至一个民族。

我们不难想象,这仅仅是中华儿女在抵抗外敌入侵时所经历的重大磨难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在史料所能铭记的沉痛背后作为个体的人的死与生;很难想象,在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极端恐惧之下,我们的同胞如何用生命描写“愈炸愈勇”的标语,拉开“雾季公演”的帷幕,并向前线输送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力量;更难想象,时隔多年后,当受害者和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时,踏入的又是怎样一个更加旷日持久的战场。

这些疑问,范稳在新作《重庆之眼》中一一予以作答。

小说开篇写道:“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这一序言,振聋发聩地向世人宣告,这是一部关乎国家民族脊梁硬度的分量之书。

钩沉历史  面向未来

《重庆之眼》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汇而成。一条线索是对历史上重庆大轰炸中灾难性事件的回望,包括“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等,三位主人公的命运纠葛沉浮于其中,人生际遇的悲情与豪迈尤其令人唏嘘喟叹。另一条线索则追光于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步伐,在多方力量百折不回的尝试与努力中,呈现的是无所畏惧、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以及正义和正声对于弱化战争暴行、掩盖历史真相的丑陋行径的反思与痛斥。

一面是钩沉历史,另一面是审视现实、面向未来。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完成了对抗日战争中重庆大轰炸惨案震荡至今的全景式描写。小说一再提醒我们,尽管距离那样的时空已经过去70余年,硝烟已灭,哀号已寂,但历史并没有断绝,而是沿着苦难和希望栉风沐雨,持续前行着。我们此时此刻所缅怀的并非史书里遥遥相望、无可触及的对岸,我们所缅怀的恰恰是我们的来处,而整个民族的前途与方向,早已深刻地寓于其中。

《重庆之眼》以浓郁的爱国主义为底色。无论是赛龙舟、演话剧,还是大隧道惨案以及最后的审判,在小说中任何一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结点上,作者所看重并着力表现的都不是愤懑悲伤,而是一个古老而日新的民族藐视一切苦难,在任何挫折和损毁面前都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硬气与正气。小说里,无数凝结着民族血性和士气的细节,在救亡图存的集结号角下,从不同的角落喷涌而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紧咬的牙关和眼眶中因焦灼而近乎干涸的泪水。

敌机刚刚飞走不到半小时,消防队和防护团的人们还在救火、救伤员、拉尸体。有伤亡的家庭还在哭泣,幸存的店铺就已摆出热气腾腾的稀饭、小面、抄手。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人们,该做啥子还做啥子。街灯炸坏了,临街的住户就将一盏盏煤气灯摆在门口,为行人照路。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齐泽克关于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时的描述:迪斯科舞厅还在正常营业,尽管可以听到背景中的爆炸声,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去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脚步,因为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相比之下,小说中的人们无疑走得更远——无论是世代居于山城,还是被密布的战云驱逐至此,在面对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他们的所思所想几乎一致:不仅要生存,更要生活,不仅要活得勇敢,更要活出体面和尊严。于是在龙舟赛上,赵五爷迎着炸弹以旗为枪;剧院被炸没了,演员们就在一旁的简易舞台上继续念唱;敌机轰炸过后,阔太太们从防空洞里袅袅走出,戏哂道:“女人家的牌局也来炸,真是上不了台面的。”

我们深深知道,永远没人能喊得回那些在龙舟上奋力划桨的远去背影,有些幽默的话也只有在当时的情境中才说得出、读得懂。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结结实实地生长出了被战争和灾难包围着的城与人,生长出了生命的坚韧和一个民族的气概与风范。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必然,与史实层面的因果链条或内在规律无关,而是被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一种对于希望必将战胜阴霾的磐石般的信仰所标识。在这里,义无反顾、胸有成竹的,并非结局,而是人心。

“这样的战争,日本是打不赢的。”

英雄的力量是人的力量

谈到《重庆之眼》的硬与正,不能不谈到它的英雄情结。英雄人物的塑造,往往关乎一个民族对于崇高、对于善和美最深沉、最有力的想象和创造。

《重庆之眼》的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所呈现的英雄正义,并未单纯停留在杀敌报国、“革命加爱情”的层面上,而是将英雄的形象与鲜活的生命感和人情味紧密贴合在一起,将对英雄的崇敬和抒写,坐实在了人性的丰富面向和人心的细致纹理中。

小说中的战斗英雄刘云翔,既是大时代里披荆斩棘的英雄,也是在个体生命中有所持守的英雄。在他身上,既有为国捐躯、挥洒热血的豪情和理想,也有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单纯和热望。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驾驶战机奋勇杀敌;面对心上人的召唤,他宁愿孤身一人,也绝不玷污对方的婚姻;待到沧桑过后一切归于平寂时,他选择在最简朴的生活中与昔日两位老友继续守望相助。就是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武青年形象,与固执、坚持又默默无言的苍老的背影交叠在一起,使得整部小说的英雄抒写拥有了更加动人、更为持久的支撑性力量。

与之相比,略微矮小、更加文气的邓子儒又何尝不是英雄?当他在龙舟赛上、在日机的嘶吼中一掌一掌击打大地,呼唤“雄起啊五爷”;当他从大隧道中踉踉跄跄背回刘云翔的半条命;当他以重庆大轰炸“百科全书”的身份主持原告团的上诉事务;当他的遗像被妻子和老友抬进东京的法庭……这样的身影同样伟岸,同样屹立于天地之间。

所谓英雄的力量,归根到底还是人性的力量。

“士气”不倒,民心从之

文化抗战,是作者在整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特别关切的部分。在他看来,中国还没有哪座城市像重庆这样遭受到过如此惨烈的轰炸,也没有哪个城市像重庆这样,在大轰炸中将文化的坚守和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范稳将小说的很大一部分篇幅献给了文学艺术界的文人雅聚,以及重庆在抗战时期著名的话剧艺术节和“雾季演出”。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为了搭建临时剧台,蔺佩瑶在剧院周边被炸垮的民居里寻找道具。她来到一栋烧得只有几根立柱的破房子前,“看到一个烫了发穿着旗袍的小姐,正在一个还剩下半边玻璃的穿衣镜前描眉、扑粉”,而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具尸体躺在门板上。小姐说:“国泰剧院炸了倒好,我们可以露天看话剧了。昨天我一直等在外面呢。”这是一个呐喊的时代,有太多屈辱和忧愤需要宣泄,有太多麻木的灵魂需要唤醒。正因为有了对理想和价值的坚定信念与信仰,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才甘愿从血泊中起身,以生命为代价,让鲜血重新滴洒在话剧舞台上。

小说中曾提到“士气”与“士心”。“士心”指的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报效国家之心,也就是读书人的“士气”。正所谓“士气”不倒,民心从之,即便“未必能胜”,也要拼死一博。这样的表述放在今天,说的就是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力量。在抵抗外来入侵的过程中,即便国破,即便家亡,只要文化不被征服,一个民族就能够从根本上、从最深处继续获得精神的指引和滋养,从情感上、从心灵上继续拥有团结起来的信心和能量。

在诸多抗战题材的小说中,针对极为严重的蒙难受害的大事件,“我们一直没有集中叙写出哪怕是其中一个、且足以配得上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尊严的杰作”(《人民文学》卷首语),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叙事里,若想越过民间传奇、个人欲望、解构戏说等,再寻求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常常是所获无几。

无论以上述哪种情况为背景,《重庆之眼》都称得上是当前文学创作中重大题材的新收获,是对中国故事的描述和叙写中涌现出的新的精品。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追求民族士气与体面的文学境界,始终是值得赞美和崇尚的境界,看到了在一条充满正气和正声的道路上,仍然有着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无边的风景。作者在作品中铺陈开来的浓浓的爱国热忱,以对和平和正义的向往与追求为深厚根基,这就将狭隘的民族主义从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中剔除了出去,充分体现出一位对历史、对现实、对写作持有郑重态度的小说家的责任与担当,体现出写作者向着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处不断探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属于中国的文学智慧的愿望和努力。

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历史事件的现实回响

——读范稳的《重庆之眼》

(《人民日报》2017年4月18日第14版)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抗日战争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抗战之前,晚清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国势日衰,到抗战时达到最低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抗战胜利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从此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视野中,抗战胜利可以说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抗战的记忆书写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从《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到《敌后武工队》《平原烈火》,再到《红高粱》《历史的天空》,一代代中国作家都在书写抗战故事,这些不同时期的抗战叙事不仅映射出不同的时代精神,而且共同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

范稳的《重庆之眼》是一部新近问世的抗战小说,它以文学的方式将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重要事件“重庆大轰炸”带入了当代人的视野。小说主人公蔺佩瑶、邓子儒、刘海(刘云翔)三个人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与大轰炸的历史纠缠在一起,战争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出身于富家的蔺佩瑶与中学同学刘海相恋,因她父亲的阻挠,刘海远走抗日前线,传闻在江难中丧生,此时当地望族之子邓子儒捐助飞机等义举渐渐打动了蔺佩瑶的心,两家联姻,但在他们结婚的前一天,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轰炸让邓家造成了巨大伤亡与损失,两人在悲痛中仍然缔结了婚姻。此后不久,改名刘云翔的刘海归来,成为与日寇在重庆上空鏖战的空军英雄,蔺佩瑶与之再度相见,两个人都伤感而不舍,不知内情的邓子儒对空军英雄极为崇拜,要创作一部以刘云翔为主人公的话剧,反而促成了两人情感的再度萌发。但就在两人准备逃奔到延安的那天,日寇的大轰炸造成了“大隧道惨案”,匆忙躲到隧道中的蔺佩瑶与刘云翔命悬一线,最后被邓子儒救出,但他们也失去了相爱的机会。从此刘云翔一直单身,蔺佩瑶与邓子儒在一起生儿育女。新时期以后,中国民间开始对日索赔,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在日本友人的协助下也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诉讼,邓子儒、蔺佩瑶、刘云翔作为证人再次走向前台,而在邓子儒去世后,历经沧桑的蔺佩瑶与刘云翔最终走到了一起。

  小说将蔺佩瑶、邓子儒、刘云翔的情感波折与重庆大轰炸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中个人命运的跌宕,也让我们从他们的遭遇中看到了大轰炸的残酷。小说既注重历史的真实,也注重文学性呈现,其中日军轰炸龙舟赛的惨烈场面令人印象深刻:“他还看见有一只被炸断的龙头带着一团烈火,从长江里飞升起来,在江面上划着怒火冲天的轨迹,旋转着飞行,龙嘴喷着愤怒的火焰,似乎想一冲上天”,而蔺佩瑶在私奔途中要去临江门的一个上海私贩那里买指甲油等细节,也让我们看到了大历史中偶然性对人物命运的支配。正是有这些生动的细节与场景描绘,《重庆之眼》才为我们再现了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现场,并促使我们思考个人与民族的命运。

在新的时代如何讲述抗战故事?《重庆之眼》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呈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国际视野和人性视野。小说描写重庆大轰炸,但并没有将视野局限在抗战时期之内,而是将目光触及当代,这是与以往大部分抗战作品的不同之处,也显示了作者眼光的独特。之所以如此处理,既与作者对抗战的理解有关,也与小说的艺术呈现有关。重庆大轰炸作为一段重要历史值得铭记,但作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重庆大轰炸,也包括大轰炸对个人与民族的深远影响,及其对当下历史认知的重要意义。所以在结构上,小说的叙述线索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交织,将重庆大轰炸镶嵌在故事的核心,立体地呈现出重庆大轰炸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回响。

《重庆之眼》描述重庆大轰炸,讲述中国人的抗日故事,但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有一种新的国际视野,在小说中协助大轰炸受害者申诉的斋藤博士、梅泽一郎等日本友人也得到了较多关注与描绘,在“世界主义者”一节中,作者描绘了他们参与受害者申诉的历史、动机与过程,对他们有深深的尊重。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细节,正是由于日本友人的访谈与参与,才在受害者的记忆中逐渐浮现出来。小说在叙述中并不一味排斥、贬抑日本人,但也没有走到另一个极端——认可与同情日本侵略者的逻辑,而是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加以分析与呈现,这既显示了作者的思辨能力,也展现了中国文学的气度。

小说不仅关注作为事件的重庆大轰炸,而且关注在大轰炸中生存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中的人性有着深入挖掘,在表现主人公蔺佩瑶、邓子儒、刘云翔命运波折的同时,也不忽略他们性情甚至个性化的一面,比如蔺佩瑶对舒适生活的留恋,邓子儒对话剧的热衷等,小说让蔺佩瑶与刘云翔最终走在一起,也蕴含着作者对爱情与人性的深刻理解,穿越历史沧桑的有情人,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残酷,以及残酷历史所压抑不了的希望之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还再现了重庆大轰炸中袍哥的江湖世界、当地望族的生活世界,以及郭沫若、老舍、应云卫等名人的文化世界,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看到了重庆和重庆大轰炸。这部名为《重庆之眼》的小说,做到了以重庆之眼看中国,在新的时代铭记抗战历史,讲述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