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是:书香重庆网首页 > 阅读推荐 > 文史杂谈 >

魏晋名士们喜服的“五石散”究竟是什么?

来源:岳麓书社2017-07-20 09:23:45

资料图

服药,也叫服食,俗称吃药。吃的什么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名贵散药。这种风气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位美男子何晏。鲁迅说他是“吃药的祖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下引同此),一点都不夸张。《世说·言语》篇载: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14)

这一条在文化史上很有名,值得好好解读一番。

先说这种药为什么叫“五石散”?据孙思邈《千金翼方》记载,“五石散”主要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黄等五种矿石配制而成,美其名曰:“五石更生散”,或“五石护命散”。不过在我看来,什么“更生”啊、“护命”啊,都是说反话。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五石散”这种药至少也有七分毒!和众所周知的鸦片、大麻、白粉之类的毒品相似,“五石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毒品,从魏晋到隋唐,不知多少人被此药所毒杀!

既然有剧毒,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服食呢?问得好!但又几乎可以不必答。大家都知道海洛因有毒,可全世界还是有那么多人在服用;每盒香烟的包装纸都注明“吸烟有害健康”,可世界上还是有数量可观的烟民!一句话,牵涉到人类嗜好的事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何况,就“五石散”而言,它还有一些附加的“功效”和“价值”,足以使追逐时尚的上层贵族趋之若鹜。

先说“功效”。何晏已经说了:“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由此可知,“五石散”虽然是一种毒药,但毕竟也还是药,治病的功能还是第一位的。治的什么病?我们先来看刘注引《魏略》的一段材料: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汉大将军进孙也。或云何苗孙也。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者多得济拔。为司马宣王所诛。”

在这则何晏的“个人简历”中,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尚主,又好色”这一句。那么,何晏的好色与服药有关系吗?当然有。晋皇甫谧《寒食散论》说:

“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

这里,比较明确地将服药与好色联系在了一起。余嘉锡先生也在《寒食散考》中说:

“夫因病服药,人之常情,士安(皇甫谧)之谓耽情声色,何也?盖晏非有他病,正坐酒色过度耳。故晏所服之五石更生散,医家以治五劳七伤。劳伤之病,虽不尽关于酒色,而酒色可以致劳伤。观张仲景所举七伤中有房室伤,可以见矣。”

所以,“五石散”这种药,具有滋阴壮阳、增强性欲的功效是无可怀疑了。故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开篇就说:

“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也说:

“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

其实,“求长年”恐怕是痴人说梦,因为服食此药者没几个长寿的,致残或暴死的倒是不计其数。《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说得好:“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所以,“济其欲”的说法可能更可靠些。

第二个功效是什么呢?刘孝标注引秦丞相(当为祖)《寒食散论》说: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这个材料说明,寒食散之方出自汉代——据说就是名医张仲景的发明——而何晏是“首获神效”的服食者,特别是他的这句“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作为广告词实在太有煽动力了,于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

如果说,何晏说此药能治病,也许一般的公子哥儿未必注意,但他紧接又说“神明开朗”,这就很“吸引眼球”了。“神明开朗”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精神舒畅爽朗,一是容光焕发,风神美好。这就说到服食此药的第二个“功效”——美容。

魏晋时代是重视男性之美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个“好色”的时代,不管男色女色,那时都是受欢迎的。“五石散”这种药,既然能够济“好色”之欲,又能使人变得更有“美色”,那它的消费群体必定是迅速“飙升”的。“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云云,说的正是当时盛况。魏晋的许多美男帅哥如何晏、夏侯玄、嵇康、王恭等人,几乎都是服食的。

而且,我疑心服食这药会使人变得更白,只要看看五石散的“形象代言人”何晏就是一个“面至白”的美男,而后来的服食者也个个都是“玉树”“玉人”“玉山”,就可揣测到。故余嘉锡先生又说:

“晏虽自觉神明开朗,然药性酷热,服者辄发背解体,虽亦幸而仅免耳。管辂曰:‘何之视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据其所言,晏之形状,乃与今之吸毒药者等,岂非精华竭于内,故憔悴形于外欤?”

由此可知,何晏的美貌也和后来的卫玠一样,是贫血而又病态的。

以上所谈是“五石散”的特殊功效。那么,其附加的“价值”又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一种名士的尊贵身份和风雅派头。由于五石散的配制工艺颇复杂高端,成本很高,价格因此也就十分昂贵。何晏贵为驸马,虽然在曹丕和曹叡统治下的前半生,政治上没有什么发展,但物质生活应该是相当优裕的,再名贵的药他也吃得起。加上曹爽执政后,何晏当了吏部尚书,在政坛、学界、名士圈中的声望和地位如日中天,他的好尚自然引起天下追捧。于是,服药成为一种显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其实“五石散”还有一个更知名的别称——寒食散

为什么叫“寒食散”?孙思邈的解释是:

“凡是五石散,先名寒食散者,言此散宜寒食,冷水洗取寒,惟酒欲清,热饮之,不尔即百病生焉。服寒食散,但冷将息,即是解药热。”

还有一种解释说:

“凡诸寒食草石药,皆有热性,发动则令人热,便冷饮食,冷将息,故称寒食散。”(许孝崇《医心方》)

鲁迅的解释是:

“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

也就是说,这种药有剧毒,热力很大,所以吃的时候要冷服。

五色药石(资料图)

服食“五石散”以后,还要多外出散步或运动,以便促进药力散发,称为“散动”或“行散”。“行散”也叫“行药”。如晋人皇甫谧云:

“服药后宜烦劳。若羸着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亦谓之行药。”(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引)

可见吃完药人不能静坐不动,必须让身体“烦劳”。

《世说》中也记有名士“行散”的例子,且看关于王恭的两个故事:

王孝伯(王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王爽)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文学》101)

王恭始与王建武(王忱)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至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赏誉》153)

这两个记载中,美男子王恭服药之后,出门“行散”,一次是和弟弟王爽谈论《古诗》“何句为最”,话题甚高雅;一次是对早已结成冤家的族叔王大(王忱小字)赞不绝口,心情颇舒畅;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人身上,足以证明何晏所谓“神明开朗”之说不虚。

除了吃冷食、行散,服药后的“将息”(调理)之道还包括洗冷水澡、喝热酒等。但是“将息”并不容易,如果将息不当,后果也很可怕,轻者致残,重者丧命!如西晋名士裴秀就是因为“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竟然四十八岁便一命呜呼!(《晋书·裴秀传》)

任何药久服之后难免会有“并发症”或“后遗症”,“五石散”亦不例外。不过,世界上恐怕没有一种毒药的后遗症,会像“五石散”那样充满文化气息和人格魅力。

先说“生理并发症”。《规箴》23载:

殷觊病困,看人政见半面。殷荆州兴晋阳之甲,往与觊别,涕零,属以消息所患。觊答曰:“我病自当差,正忧汝患耳!”

还是那位借“行散”之名离职而去的殷觊,此人想必是五石散的“老用户”,这里说他“病困,看人政见半面”——看人只能看见半边脸,其实就是服散后的“并发症”。余嘉锡先生说:

“此即皇甫谧所谓服药失节度,则目瞑无所见。《医心方》卷二十引《释慧义》云:‘散发后热气冲目,漠漠无所见。’”(《寒食散考》)

又说:

“殷觊之病困,正坐因小病而误服寒食散至热之药,又违失节度,饮食起居,未能如法,以致诸病发动,至于困剧耳。凡散发之病,巢氏所引皇甫谧语列举诸症,多至五十余条。今虽不知觊病为何等,而其看人政见半面,明系热气冲肝,上奔两眼,晕眩之极,遂尔瞑瞑漠漠,目光欲散,视瞻无准,精候不与人相当也。散发至此,病已沈重。甚者用冷水百余石不解。晋司空裴秀即以此死。觊既病困,益以忧惧,固宜其死耳。”(《世说新语笺疏》)

鲁迅先生也说: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

可见,这种毒品的危害实在比它的功效更大!难怪孙思邈要说:

“五石散大猛毒。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为含生之害。”(《备急千金要方》)

再看又有哪些“文化后遗症”。表现在服饰上,就是喜欢穿宽大舒适的衣服,所谓“宽衣博带”。为什么呢?鲁迅分析说:

“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不仅如此,甚至人们也不喜欢穿新衣或者章服,而喜欢穿旧衣服。如《贤媛》篇的一个故事说:

桓车骑(桓冲)不好著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著之。(《贤媛》24)

桓冲爱穿旧衣大概也与服药有关。鲁迅继续说: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虱子成为雅物,这在《世说》中也有好例: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雅量》22)

顾和因为“觅虱”“搏虱”时波澜不惊的神态,竟然赢得周伯仁的好感,马上向王导夸奖不已。虱子在魏晋名士身上,真是“身价倍增”了!连大帅哥嵇康身上也是养虱子的,他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做了官就“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所以拒绝山涛的举荐(《与山巨源绝交书》)。

此外,魏晋名士爱穿高高的木屐,也和服药有关。鲁迅不无同情地说:

“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至于魏晋名士性情上忿狷易怒,个性鲜明,如王羲之、王述等,以及居丧期间不遵礼节,狂饮大嚼,如阮籍、谢尚,按鲁迅的说法,也是和吃药有关的。我们再把“王蓝田食鸡子”的故事拿来作例子: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忿狷》2)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名士做派,没有这股我们现在看来很怪异的风气,所谓“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岂不要损失大半?就服药而言,还真应了一句老话了——无“毒”不丈夫!

(本文摘自刘强《世说三昧》,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