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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父亲》:勾勒脑海深处最难忘的身影

来源:书香重庆网2017-08-08 11:51:00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像只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苦生活的适应力和忍耐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包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包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

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一天起饭量大了,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包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惟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不久,爷爷死了。爷爷死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不久,母亲病了。医生说,因为母亲生病,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下去。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在母亲的言传下,用奶瓶喂妹妹。

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姐姐死得很冤,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医生说晚了。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父亲认为,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

“西药,是治外国人的病的!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

父亲这样对母亲吼。

母亲辩驳:“中医先生也叫抱孩子去看看西医。”

“说这话的,就不是好中医!”父亲更恼火了。

母亲,只有默默垂泪而已。

邻居那个会算命的老太太,说按照麻衣神相,男属阳,女属阴,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不可能有女孩。说父亲的秉性太刚,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说我夭折的姐姐,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克”逃了,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

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满屋弥漫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从炉盖子缝隙闪耀出的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

我幼小的心灵,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爷爷死后才出生呢?我尽心尽意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惟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托生”到别人家中去。妹妹的“光临”,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补偿性的满足。

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不是怕“克”逃了妹妹,是打算积攒一笔钱。

父亲虽然身在异地,但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父亲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码开销。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父亲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我每封信都叮嘱你,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

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替母亲辩护。

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声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

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什么。许久,父亲长叹了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

我心中倏然对父亲产生了一种怜悯。

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浮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父亲一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事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当农民。

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并不迷恋城市。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

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

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作种种动身前的准备。

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

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由父亲作出了裁决。

父亲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对父亲,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掺面的馒头,在故乡人眼中,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

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二百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干离开了故乡……

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

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二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翻身不止,长叹接短叹。

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

父亲始终恪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

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稀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

“我供不起你上大学!”父亲的话,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在菜市场卖菜。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早出晚归。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那五角钱,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的。骗局终于败露,父亲对这种“阴谋诡计”大发雷霆,用水杯砸碎了镜子。

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

列车开动前,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对哥哥说:“老大,听爸的话,别考大学!咱们全家七口,只我一个挣钱,我已经五十出头了,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了啊!”父亲的语调中,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

列车开动时,父亲流泪了。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胡茬儿又黑又硬的脸腮上。我心里非常难过。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难过,还是为哥哥难过。我知道,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我这个“知情不举”者,也欺骗了父亲。我因无罪的欺骗感到内疚极了。我,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难过……

几天后,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欣慰地笑了。哥哥却哭了……

我又送走了哥哥。

哥哥没让我送进站。

他说:“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

在检票口,哥哥又对我说:“二弟,家中今后全靠你了!先别告诉爸爸,我上了大学……”

我站在检票口外,呆呆地望着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左手拎着行李卷,右手拎着网兜,一步三回头。

我缓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手中紧紧攥着没买站台票省下的那五分镍币,心中暗想:为了哥哥,为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节约每分钱……

我无法长久隐瞒父亲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诉父亲实情。

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

他再也没能返校。

他进了精神病院——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一个明确的句号。

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

老大!你太自私了!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根本没有弟弟妹妹!你只想到你自己!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就算我白养大你!就算我没你这个儿子!有朝一日你当了工程师!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

每句话后面都是“!”号,所有这些“!”号,似乎也无法表述父亲对哥哥的愤怒。父亲这封信,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我不由得将父亲的教导作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每个人都是有把子力气的,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哥哥上大学,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那么父亲的愤怒,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自卑自贱,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我们,臭苦力!”一类盲目自尊,崇尚力气,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都一言以蔽之曰:“吃轻巧饭的!”蕴含着一种藐视。

父亲属于后一类。

如今想起来,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对哥哥抑或对父亲自己,难道不都可悲吗?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以后的七年内,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父亲同时探家。

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然而第二被推荐,我却极想上大学了。第二次即最后一次。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不同意,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我因此而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请求父亲汇给我二百元钱。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干什么的。信一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肯定比骂哥哥那封信更无情。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

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二百元整。电汇。汇单的附言条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攥着两叠钱。我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叠钱被攥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刻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说:“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

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幼小,长大后忘了许多事,但这些话却忘不掉。

我觉得衣兜里的两叠钱沉甸甸的,沉得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我的人格那么卑下,我的动机那么可耻。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膛内呕吐出来,践踏个稀巴烂,践踏到泥土中。

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棱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他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在一个儿子心中黯然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

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负荷最沉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而且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

三年大学,我一次也没有探过家,为了省下从上海到哈尔滨的半票票价。也为了父亲每个月少吃一块臭豆腐,多吃一盘炒菜。

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年,我才探家,算起来,我已十年没见过父亲了。父亲提前退休了。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一次,受了内伤,也年老了,干不动重体力活了。

三弟返城了。我回到家里时,见三弟躺在炕上,一条腿绑着夹板,吊在半空。小妹告诉我,三弟预备结婚了。新房是傍着我们家老屋山墙盖起的一间“偏厦子”。我们家的老屋很低矮,那“偏厦子”不比别人家的煤棚高多少。

我进入“新房”看了看,出来后问三弟:“怎么盖得这么凑凑乎乎?”

三弟的头在枕上侧向一旁,半天才说:“没钱。能盖起这么一间就不错了。”

我又问:“你的腿怎么搞的?”

三弟不说话了。

小妹从旁替他说:“铺油毡时,房顶木板太朽了,踩塌掉进屋里……”

我望着三弟,心里挺难受。我能读完三年大学,全靠三弟每月从北大荒寄给我十元钱。

吃过晚饭后,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和你谈件事。”

父亲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等待我说。父亲看我时的目光,令我感到有些陌生。是因为我们父子分别了整整十年吗?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吗?我不得而知。他看我那一眼,像一匹老马看一头小牛。

我向父亲伸出一只手:“爸爸,把你这些年攒的钱都拿出来,给三弟盖房子用吧!”

父亲又用那种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低下头,沉默半晌,才低声说:“我……不是已经给了吗?……”

我说:“爸爸,你只给了三弟二百五十元钱呀!那点钱能够盖房子用吗?”

“我……再没钱……”父亲的声音更低。

我大声说:“不对!爸爸,你有!我知道你有!你有三千多元钱!……”

父亲腾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脸色涨得紫红,怒吼道:“你!……你简直胡说!我什么时候攒下过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插嘴说:“二哥,你何必为我逼爸爸呢!爸爸一辈子都想攒钱,如今总算攒下了,能舍得拿出来为我盖房子?”口吻中流露出一个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极大不满。

我生气了,提高嗓门说:“爸爸,你这样做不对!三弟能在那样一间煤棚似的破屋里结婚吗?那里出生的,将是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孙女!你将在子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我心中倏然对父亲鄙视起来。

“住嘴!……”父亲举起了一只拳头。拳没落到我身上,在空中僵了片刻,沉重地落在了父亲自己的脑门上……

母亲、四弟和小妹赶紧从里间屋出来,把我往里间屋拉。

“你!……十年没见我,一见我就教训我吗?!好一个儿子啊!你就是这样给你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吗?你可算念成了大学了!你给我滚!……”父亲脸腮抽搐着,眼中喷射出怒火。他那凶暴的语调中,有一种寒透了心的悲凉成分。他用手朝我一指,又吼出一个“滚”字,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一下子挣脱了母亲和四弟拉住我的手,大声说:“爸爸,我永远不再回这个家!”说完,冲出了家门。

我一口气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三个小时后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一支接一支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轻轻叫我,抬起头,见母亲和四弟站在面前。

四弟说:“二哥,回家吧!”

母亲也说:“回家吧,妈求你!”

“不……”我坚决地摇摇头。

母亲又说:“你怎么能那样子跟你父亲争吵呢?他的确是没攒下那么多钱呀!他攒下的一点钱,差不多全给你三弟了……下个月初就要给你哥交住院费……”

几个好奇的男人女人围住了我们,用各种猜疑的目光注视我。

我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离开时叹了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分明是被看成一个不孝之子了。

我打断母亲的话,说:“妈妈,您别替我父亲辩护了!我在大学时,您求人写信告诉过我,父亲已积攒下了三千元钱。他怎么能对他的儿子那么吝啬?”

母亲怔了一下,说:“傻孩子,是妈不好,妈那是骗你的呀!为了让你在大学里安心读书,不挂虑家中的生活……”

听了母亲的话,我呆呆地望着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发愣许久,说不出话来。

“听妈的话,回家吧!回家跟你爸认个错……”母亲上前扯我。

我低下头哭了……

我跟着母亲和四弟回到了家里。我向父亲认了错。父亲当时没有任何原谅我的表示。

小妹那时已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两年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母亲低眉下眼地去找过街道主任几次,街道主任终于给了个话口说:“下一次来指标,我给使把劲试试看吧!”

母亲将这话学给父亲,对父亲说:“为了孩子,这人情,管多管少,无论如何也得送啊!”

父亲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钱包,递给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刚交了老大的住院费,剩下的都在里边了……”

牛皮纸钱包里,大票只有两张十元的了。母亲犹豫了一阵,将其中一张交给妹妹。妹妹就用那十元钱买了点不成体统的东西,当天拎着去街道主任家“表示表示”。怎么拎去的,又怎么拎回来了。

母亲诧异地问:“怎么拎回来了?”

小妹沮丧地回答:“人家不肯收。”

母亲又问:“嫌少?”

“人家说,多年住在一条街上,收了,就显得不好了。人家说,要是咱们非要表示表示,她家买了一吨好煤,咱们帮忙给拉回来……”小妹说罢,怯怯地瞟了父亲一眼。

父亲始终没抬头,听罢小妹的话,头更低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我和你四哥……一块儿去给拉回来……”

四弟刚巧从外面回来,问明白后,为难地对父亲说:“爸,我们厂的团员明天要组织一次活动,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能不去呀!”

小妹急了:“什么破团支部书记,你当得那么上瘾?!明天不给拉回来,人家的煤票就过期了!”

这一节话,我都在里屋听到了,我跨出里屋,对小妹说:“明天我和爸去拉。”

父亲突然莫名其妙地火了:“谁都用不着你们!我明天一个人去拉!我还没老得不中用,我还有力气!”

头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白天,雨下得更大了。我和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冒雨去拉煤。路很远。煤票是在一个铁道线附近的大煤厂开的,距我们住的街区,有三十来里。一吨煤,分三趟拉。天黑才拉回第三趟。拉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我和父亲一块儿推,一块儿拉,一个推,一个拉,弄得浑身是泥,双手处处是伤,始终一筹莫展。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我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道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

“你的力气都哪去了?!”父亲一下子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吼声。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在闪电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一块松弛的皮肤,被暴雨无情地鞭打着。是一个老年人的丧失了力气的脊梁。

车头的灯光从远处射了过来。

父亲仍在徒劳无益地运用着微不足道的力气。

我拔腿飞快地朝道班房跑去。

列车停住了。

道班工人和我一块儿跑到煤车前。

父亲还在用肩膀扛煤车。他仿佛根本没发现有火车开过来。

“你他妈的玩命啊!”道班工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火车车头的光束正照着煤车。父亲的肩膀,终于离开了煤车。父亲缓缓抬起了头。我看清了父亲那双绝望的脸。一张皱纹纵横的脸。每一条皱纹,都仿佛是一个“!”号,比父亲写给哥哥的那封信中还多……

雨水,从父亲的老脸上往下淌着。

我知道,从父亲脸上淌下来的,绝不仅仅是雨水。父亲那双瞪大的眼神空洞的眼睛,那抽搐的脸腮,那哆嗦的双唇,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雨夜,又使我回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雨夜。我躲在我们连队木棱堆之间大哭一场的那个雨夜……

今年四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文——“父即日乘十八次去京,接站。”

我又几年没探家了。我与父亲又几年没见面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可以说是一个中年人了。电报使我心中涌起了一个中年人对自己老父亲的那种情感。那是一种并不强烈的,撩拨回忆的情感。人的回忆,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焦距”的,好像照片随着时间改变颜色一样。回忆往事,我心中对父亲的谴责少了,对自己的谴责反而多了。我毕竟没有给过父亲多少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爱啊!

电报没能在头一天交到我手里,却被人从门底缝塞进我了的办公室。我头一天熬夜,第二天上班很迟。看看手表,离列车到站时间,仅差一小时十五分。马上动身完全来得及接站。我手中拿着电报,心里倏忽产生了一个念头——租一辆小汽车去接站。这念头产生得很随便,就像陕西人想吃一顿羊肉泡馍。父亲生平连一次小汽车也没坐过,我要给予父亲“生平第一次”。我给几处出租汽车站打电话,都没车。二十多分钟在电话机前过去了。乘公共汽车接站,已根本来不及。只有继续拨电话。又拨了十多分钟,终于要到了一辆车。说很快就到,却并不很快,半小时以后才到。一路红灯,驶驶停停。到火车站,早已过时。我打开车门就往下跳,司机一把揪住我:“车费!”我一摸衣兜,钱包没带!只好向司机赔笑脸,告诉他我是来接人的,接到了再给他车费。说了不少好话,最后将工作证押给他,他才算松开了手。

站内站外,都没寻找到父亲。

我沮丧地回到出租汽车跟前,央求司机再送我回家,来去车费一块儿付。

司机哼了一声,将车开走了。我见方向不对,赔着笑脸问:“你要把我拉哪去呀?”

司机冷冰冰地回答:“出租汽车总站。我饿了,该吃午饭了。你在总站再要一辆车吧!”

我自认理亏,不多说什么。

在出租汽车总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终于坐进了另一辆小汽车里。回来倒是一路飞快,算账时,可把我吓了一大跳——二十三元!

我不由得问了句:“怎么二十三元啊?”

司机瞪了我一眼:“加上火车站到出租汽车总站的那一段车费!”

“那一段路也要车费?!”

“笑话!你想白坐啊?”

一进家门,见父亲已在家中了。

我埋怨道:“爸爸,你怎么不在火车站多等会儿啊?让我白接了你一趟!”

父亲说:“等了一会儿,没见着你,我心想你不会来接了……”

“拍了电报,我能不去接吗?真是的!”

“我心想,大概你工作忙,脱不开身……”

我说:“爸,先给我二十三元钱!”

刚见面,伸手要钱,父亲奇怪,疑惑地瞧着我。

我只好解释:“爸爸,我是租了一辆小汽车去接你的,司机在下边等着呢!我的钱包放在办公室了。

仿佛为了证实我的话,司机按了几声喇叭。

父亲当时那种表情,就好像听说我是租了艘宇宙飞船去接他似的。他缓缓解开衣扣,拆开缝在衣里儿的一块布,用手指捻出三张十元的纸钞,默默递给了我。我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出他心里想说的一句话:“你摆的什么谱啊!”

“爸爸,这钱我会还你的……”我接过钱,匆匆奔下楼去。

当我回到屋里,见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也不瞧我,低头吸烟。

我省悟到,我刚才说了一句十分愚蠢的话……

父亲,不再是从前那个身强力壮的父亲了,也不再是那个退休之年仍目光炯炯、精神矍铄的父亲了。父亲老了,他是完完全全地老了。生活将他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他那很黑的硬发已经快脱落光了,没脱落的也白了。胡子却长得挺够等级,银灰间黄,所谓“老黄忠式”,飘飘逸逸的,留过第二颗衣扣。只有这一大把胡子,还给他增添些许老人的威仪。而他那一脸饱经风霜的皱纹,凝聚着某种不遂的夙愿的残影……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

我家住在一幢筒子楼内,只一间,十三平方米,在走廊做饭,和电影《邻居》里的情形差不了多少。走廊脏,黑,苍蝇多,老鼠肆无忌惮,特肥大。

父亲到来的第一天,打量着我们家在走廊占据的“领地”,不无感触地说:“老二,你有福气啊!你才参加工作几年呀,就分到了房子!走廊这么宽,还能当厨房……你……比我强……”

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淡泊的自卑的语调说出,使我心中有些凄凉之感。

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房,却羡慕我这筒子楼里的十三平米……他是被尊称为主人翁的人啊……

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和孩子住在家中。我虽没有让父亲生平第一次坐上小汽车,父亲却沾了我的光,生平第一次住上了楼房。

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

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

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了,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

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毫无脾气的老头子了。

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儿子呀?”在我意识中,父亲是依附于我的人格而存在的。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则开始依附于父亲的人格而存在了。一些从不到我家中走动,大有“老死不相往来”趋势的工人们,也开始出现在我家了,使我同一种更普遍的生活贴近了。

我惊奇地发现,不是家属洗澡的日子,父亲也可以公然到厂内浴室洗澡;没票,父亲也可以从容不迫地进入厂内礼堂看电影;忘带食堂饭菜票,父亲也可以从食堂里先端回饭菜来。而人们还都对他很客气,很友好。这些“优待”,是连我也没受到过的。父亲终于以他所能采取的方式,获得了和我并存的独立人格。我不再阻止他打扫公共卫生。我理解,人们注意到他,承认他的独立存在,如今对他来说是何等需要,何等重要!这是一个没机会受过文化教育的、丧失了健壮和力气的、自尊心极强的老父亲,在一个受过大学文化教育的、有了一丁点小名气的儿子面前保持心理平衡的惟一砝码。我告诫自己,我要替父亲珍视它,像珍视宝贵的东西一样。

父亲身上最大的变化,是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由衷的崇敬。以前,他将各类知识分子统称为“耍笔杆子”的。靠“耍笔杆子”而不是靠力气吃“轻巧饭”的人,那是他所瞧不起的。每天接踵而来找我的,十有八九是地地道道“耍笔杆子”的。我将他们介绍给父亲时,父亲总是臂微垂,腰微弯,很不自然地作他所不习惯的鞠礼状,脸上呈现出似乎不敢舒展的恭而敬之的笑容。随后,便替我给客人沏茶、点烟。当我和客人侃侃而谈时,父亲总是静默地坐在角落,一会儿注意地瞧着我,一会儿注意地瞧着客人,侧耳聆听。倘我和客人谈到该吃饭时,父亲便会起身离去悄然做饭。倘我这个主人有时竟忘了吃饭这件事,父亲便会走进屋,低声问我:“饭做好了,你们现在要吃吗?还是再过一会儿?”饭后,照例抢着刷洗碗筷。

一次,送走客人后,我对父亲说:“爸爸,你不必对客人过分恭敬,过分周到,他们大多数是我的同事、朋友,用不着太客气。”

“我……过分了吗?……”父亲讷讷地问,仿佛我的话对他是种指责……

几天后,我收到了友人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昨天我到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和你的老父亲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他真是一位好父亲,好老人。但我感到,他太寂寞了。他对我说,连和你交谈几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真那么忙吗?……”

这封信使我无比惭愧,无比自责。是的,父亲来后,我几乎没同父亲交谈过。即使一次不太长久的,半小时以上的,父与子之间的随随便便的交谈也没有过。父亲简直就像我雇的一个老仆役,勤勤恳恳,一声不吭,任劳任怨地为我做着一切一切的家务。

而我每天不是在写、写、写,就是和来客无休止地谈、谈、谈……

第二天晚饭后,我没到办公室去抄那篇亟待发出的稿子,见妻抱着孩子到邻居家玩去了,我便坐到了父亲面前。

我低声说:“爸爸,跟我聊几句家常话吧!”

父亲定定地看了我片刻,用一种单刀直入的语调问:“老二,你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

我怔住了。我预先猜想三天三夜,也料不到父亲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这就是父亲最想同我交谈的话题吗?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又说:“爸爸,聊几句家常吧!”

“你们兄妹五个,你哥呢,就不提他了……比起来,顶数你有了点出息,可你究竟为什么不争取入党啊?听你们同事讲,你说过要入也不现在入共产党的话?你是说过这话的吗?”父亲的目光仍定定地看着我,揪住这个话题不放。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是的,我说过。而且是在某个会议上当众说的。我并不想欺骗父亲。我对党的信仰是萌发于一种朴素的感恩思想的。这种感恩思想,毕竟不是建立在切身体会的基础之上,而是间接灌输的成果。是不稳固的,是易于坍塌的,也是肤浅的,不足以长久维系下去的。动摇过的事物,要恢复其原先的稳固性,需要比原先更稳固的基础。信仰不像小孩子玩积木,扰乱一百次,还可以重搭一百次。信仰的恢复需要比原先更深刻的思想和认识。这比给表上弦的时间长得多。

父亲的话,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我故意用冷漠的语调反问:“爸爸,你为什么对我入不入党这么在乎呢?你希望我能入党,当官、掌权,而后以权谋私吗?”

父亲听出来了,我的话对他的愿望显然是嘲讽。父亲缓缓站起,一只手撑着椅背,像注视一个冒充他儿子的人似的,眯起眼睛,眈眈地瞪着我。他突然推开椅子,转身朝外就走。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父亲在门口站住,回过头,瞪着我,大声说:“我这辈子经历过两个社会,见识了两个党,比起来,我还是认为新社会好,共产党伟大!不信服共产党,难道你去信服国民党?!把我烧成灰我也不!眼下正是共产党振兴国家,需要老百姓维护的时候,现在要求入党,是替共产党分担振兴国家的责任!……你再对我说什么做官不做官的话,我就揍你!……”说罢,一步跨出了房间。

在那一时刻,站在我面前的,又是从前那威严而易怒的父亲了。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家,来到了办公室。

我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捧着脸腮,陷入了静静的思考。

我理解父亲对共产党的感情。他六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闯关东,亲眼看到过国民党怎样残害老百姓。他被日本人抓过劳工。要不是押劳工的火车被抗联伏击,难想像他今天还活着,也不知这个世界上会不会还有我这位“青年作家”……

但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比创作一篇小说更为严肃。而且,在我心灵中,还有许多肮脏得没勇气告人的欲念,还时时受到个人名利的诱惑,还潜藏着对享乐的向往,还包裹着对虚荣的贪婪,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庄严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的。我不能够怀着一颗极不干净的灵魂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写下:我要求加入……

人可以欺骗别人,但无法欺骗自己。

我在心中说:“爸爸,原谅我!我不,现在还不……”

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推开了。

父亲来了。他连看也不看我,径直走到他睡的那张临时支起的钢丝床前,重重地坐了下去。钢丝床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声响。

我转过身去瞧着父亲。

他又猛地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我,愤愤地大声说:“你可以瞧不起我,你的父亲!但我不允许你瞧不起共产党!如果你已经不信服这个党了,那么你从此以后也别叫我父亲!这个党是我的救星!如果我现在还身强力壮,我愿意为这个党卖力一直到死!你以为你小子受了点苦就有资格对共产党不满啦?你受的那点苦跟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比算个屁!”

我想对父亲解释几句什么,却一句适当的话也寻找不到。我一言不发地望着父亲,心想:爸爸,你说得不对,不对,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啊!……

我觉得委屈极了,直想哭。

……

父亲对我教训了这一次之后,接连几天不理我,不跟我说一句话。

一天傍晚,有一个外地的陌生姑娘来到我家中。她自称是一位文学青年,读过我的几篇作品,希望能同我谈谈。

我带她来到了办公室。

她很漂亮。身材很美,又高,又窈窕。一张白净的鹅蛋形的脸,容貌端庄娴雅。眼睛挺大,闪耀着充满想像的光彩。剪得整齐的乌黑的短发,衬托着她那张动人的脸,像荷叶衬托着荷花。她穿一件五彩缤纷的花外衣,只有三颗扣子,好像是骨质的,月牙形,非常别致。半敞的衣襟露出里面深红色的毛衣,裤角带有古铜色镶边的牛仔裤,奶黄色的坡底高跟鞋。她端坐在沙发上,修长的双臂微向前探,双手习惯地揽住两膝。她从头到脚焕发着浪漫气质,举止文静而有教养。

我沏了一杯茶端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欠身轻轻放在桌上,说:“我不喝绿茶。我从小就是喝花茶的。”

我说:“请便。”将椅子搬到她斜对面,瞧着她问:“你想和我谈些什么呢?”

她妩媚地一笑:“当然是谈文学啦……不过,也希望不仅仅限于文学。”

我说:“那么就请谈吧!不过,我也许会令你失望,我不是个理想的交谈者。”

儿子有些发高烧。走出家门时,妻正在给儿子灌药。而父亲在给我洗衣服。我尽量排除思路上的干扰,集中精力。我想她一定会首先向我提出什么问题。但她没有。她用悦耳的音调向我讲述起她自己来。

她说她离开家已经一个多月了。从南到北,旅游了不少大城市,拜访了许多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接着,便依次向我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人是我认识的,有人是我没见过面的。还说她崇拜某某及其作品,难以忍受某某及其作品,欣赏某某的作品但不喜欢作者本人。她很坦率。

我愿意同坦率的人交谈。

我问:“你此行是出差吗?”

“噢不,”她摇摇头,又是那么博人好感地一笑,“就是为了玩,散散心。”

“你的单位竟会给你这么长一段假?”

“我现在不受任何单位管束,自由公民!”

“你是个待业青年?”

“我想有工作时便可以有种工作,腻烦了就当自由公民。”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她。

她揽住两膝的双手放开了,身体舒展地靠在沙发上,目光迅速地在我的办公室内环视一番,说:“你的办公室可以容得下五对人跳舞。”

我说:“我不会跳舞。大概是可以的。”

这回轮到她迷惑不解了,怀疑地盯着我,要看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我惭愧地笑笑。

她的目光移开了,落在写字台上,又问:“自由市场上买的吧?”

我点点头:“是的。”

“样式太老。”

“不,是太俗气。但便宜。”

她的目光又盯在了我脸上,那模样仿佛我对她承认了我是一个下流坯子似的。

我说:“请接着谈下去吧,你刚才谈到自己的话还使我有些不明白。”

“是吗?”怀疑的神态,怀疑的口吻。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平平淡淡地说:“报考过电影学院、音乐学院,都没考上。在外贸局工作了三个月,在旅游局工作了半年,这两个单位没能更长久些地吸引住我。在省图书馆混了一年,因为那儿有书,才拴住我一年。看书也看腻烦了,于是就辞职了……回去以后,也许会到省电视台,看我那时心情好不好,乐不乐意去……”

我终于明白,她是来自另一个天地的。

“你出来这么长时间,父母放心吗?”

“他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每座城市都有父亲当年的老战友。或者住他们家中,或者住宾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期待着她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开口:“你一定无法理解我……小时候,我和姐姐,觉得世上任何好吃的东西都吃过了,我们就将糖和盐拌在一起,再浇点辣椒油……现在,我的心境就跟小时候似的,我觉得我丢了。我觉得我对什么都腻烦了,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好像我小时候对食物失去了味觉一样……”

我依旧望着她那张漂亮的脸,心中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类似对一只将要溺死在蜜中的小昆虫的同情。

她见我在很认真地听,继续说下去:“本想离开家散散心,但结果心境反而愈来愈不好。每座城市都到处是人、人、人,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待业问题……”

我平静地问:“你无法忍受这样一些人们吗?”

“难道你能够忍受这样一些人吗?”她坐端了身子,目光又盯在我脸上,现出一种对我的麻木不仁开始感到失望的表情。

我没有立即回答她。

我又想起了我躲在木棱堆间痛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也想起了我和父亲为了妹妹早日分配工作给街道主任拉煤那个雨夜。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

为什么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雨夜呢?

我毕竟从我生活中的两个雨夜度过来了。我毕竟扯着父亲的破衣襟,扯着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头脑中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的父亲的破衣襟,一步步从生活中走过来了,一岁岁长大了……

“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民族,生活在这么一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将要被窒息而死!……”那姑娘的悦耳的声音,使我的注意力不能从她身上过久地分散。

我要求说:“让我们谈谈文学吧!”

“文学?……”她嘴角浮现一丝嘲讽,大声说,“中国目前不可能有文学!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在于人口众多。如果减少三分之二,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我冷冷地回答她:“好主意!减少的当然应该是那些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和待业的问题的人NB034?”

我情绪的变化并没引起她的注意。她皱起眉头,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北影厂门口,我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在围观一辆外国小汽车,我心里真是悲哀极了!我要写一篇心理小说,将我内心这种悲哀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感到羞耻!……”她那样子悲哀得快要哭了。或者说,她是企图要将我感动哭了。然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感动。我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易于动感情了。我在想,她那颗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只能产生这么一点渺小的悲哀。我已经不再同情她。

我告诉她,那白胡子老头,肯定就是我的父亲。而抱在他怀中那傻乎乎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是你……父亲?……”她的脸微微红了,显出动人的窘态,讷讷地说,“请原谅!我……还以为你是……”

“这不值得请求原谅!因而我也不想对你表示原谅!我并不想否认,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他在扫盲时所认识的字,绝不会比你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还很愚昧,由于他的愚昧,由于他的农民意识的狭隘,给我们的家庭造成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话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气,疯了!我原谅了他,但却不能忘记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愚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诅咒造成愚昧和没有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一切因素!……”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声音很高。我内心很激动。我仿佛不是在对我面前的这一位姑娘说话,而是在对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说话。

我还想对她说,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以像她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女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力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力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愚昧和没有文化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历史的罪过!是我们每一个对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缺乏热情,缺乏责任感的人的惭愧!

我还想对她说,至于她自己,不过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小片水分充足的沃壤之中的一朵小花而已。美丽,娇弱,但没有芬芳。因为她不是树木,所以她那短细的根须是触及不到水层岩层的。她所蔑视的正是她所赖以存在的。她漠视甚至嘲讽他们的最现实的烦恼,但她那种没有什么值得忧郁的事才产生的忧郁,那种一颗空泛的心灵内的微渺而典雅的悲哀,与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悲哀相比,其实是不值论道的。

我还想对她说……

我什么也不想对她说了。

我又想到了发烧的儿子。我认为我应该回到儿子身边去了。

“非常抱歉,我不能再陪你交谈下去了!”我走到办公室门前,推开了门——门外,站着我的父亲,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像根木桩似的。一手拎着水壶,一手拿着一瓶墨水。

他是给我们送开水来的。

他分明是听到了我方才大声说的某些话。

那姑娘走下楼梯时,还回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这样对待她,肯定是她绝没想到的。

父亲一声不响,放下水壶,默默走向他睡的那张钢丝床。

一直到熄灯,我和父亲彼此没说一句话。我静静地躺着,无法入睡。我知道父亲也是静静地躺着,没睡。

我真想翻身下床,走到父亲身边,跪下去,将头伏在父亲胸上,对他说:“爸爸,原谅我那番话又无意中伤害了你,原谅我,爸爸……”

隔了一天,我从朋友家很晚才回来,一进家门,妻便告诉我,父亲走了。

“走了?上哪儿去了?”

“回哈尔滨了!”

“你……你为什么不拦他?!”

“我拦不住。”

病刚好的儿子大声哭叫:“爷爷,我要爷爷!我要找爷爷嘛!……”

我问:“父亲临走说了什么没有?”

妻回答:“什么也没说。”

我一转身就从家中冲了出去。

我赶到火车站,匆匆买了一张站台票。

我跑到站台上时,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刚刚开动。我跟着列车奔跑,想大喊:“爸爸……”却没喊出来。

列车开出了站台。

送行者们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处的铁路讯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

远处的铁路讯号灯,由红变绿了……

文章选自梁晓声的《弧上的舞者》,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