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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锡麟:激活文化资源 助推文化创意

来源:书香重庆网2015-09-08 16:50:51

文章来源:《互动》杂志2015·夏季刊  

文/ 蓝锡麟

【作者简介】

蓝锡麟,四川南充人,文化学者,立身重庆从教从文。退休前任重庆教育学院副院长,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现为重庆市文史馆馆员。

历年来已在国内出版个人著作15种,与人合著9种,主编图书9种,另有中文文本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

去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这以前,他还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过,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以之为准绳,平心审视重庆市的文化建设的当下情状,应该说是既有积极的遵循,又有潜在的差距。差距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从中观至于微观,对于若干确实留植于巴山渝水、诗文典籍里的,并且深蕴着独特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认知淡漠,因应枯索,疲软多年而迄今犹未激活。由之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从那些资源中极有可能开掘生发出来的文化创意,乃至相关文化体式、文化产业迄今犹未出现,从那些资源中理所应当传承和弘扬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精神,也迄今犹未尽扬其长。

不妨举两个长期积成的实际例证。

一个是奉节的杜甫草堂。在唐代,奉节县为夔州的四个属县之一,亦是夔州州治所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四月,杜甫携家从同属夔州的云安县(今云阳县)迁移到奉节县,旅居长达一年零九个月,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才乘舟下峡。这其间,杜甫一家先后在半山客堂、城内西阁、瀼西东屯和赤甲山麓居住,在瀼西东屯住得最久。在那里,临江修建了一所草阁作为居屋,雅称“夔州草阁”,俗谓“夔州草堂”(以与成都“草堂”相应)。夔州都督柏茂琳把瀼溪(今草堂河)以西的四十亩柑桔林赠送给杜甫,杜甫又租种了东溪两岸的百余顷公田,赖以维生,得以安居。若不其然,杜甫未必会在奉节住那么久。

正因为安居下来,杜甫得以“晚节渐于诗律细”,一年零九个月中写诗431首,并且最终形成了沉郁顿挫的杜诗风格。加上先前在云安半年写的诗31首,以及从成都到夔州期间写的诗18首,合计480首,后世学界统称之为“夔州诗”,约占杜甫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标志着他的成就最高峰。主要仰赖于杜甫,同时也仰赖于其先其后包括陈子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苏轼、陆游、范成大……在内的众星璀璨的历代诗人,以及三峡本土民歌竹枝词,奉节县才成了亘古独步、当之无愧的“中华诗城”。毫无疑问,既见于杜诗,也见于宋、明典籍的“夔州草堂”,是与成都的杜甫“草堂”双星同耀、双峰并峙的诗城文化的物质载体。

然而,成都的杜甫“草堂”从古至今传承不衰,新时期以来文化创意尤其搞得风生水起,俨然成为了成都全市领异标新的文化地标之一。十多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来华出席“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首站访问的便是那个杜甫“草堂”。与之相对照,奉节的杜甫“草堂”早已灰飞烟灭,迄今无人过问,强烈的反差难道不足发人深省?

另一个是忠县仍有的白公祠以及曾有的四贤阁。唐代自太宗贞观八年(634年)以降,今忠县名临江县,为忠州的州治所在,全州共辖五县。至中唐时期,刘晏、陆贽、李吉甫、白居易等四位宰相级的历史名人相继在忠州任职,均以德政懿行留下贤良佳话。其中陆贽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名相之一,将生命最后十年竭诚献给了忠州,陆宣公墓迄今仍在忠县江南翠屏山上。白居易以诗名世,为官亦省事宽刑,造福民生,以“养树”喻“养民”,东坡种柳尤其生色。北宋苏轼以“东坡”自号,就出于游历忠州,追慕白公。绍圣四年(1097年),知州王辟之为四位先贤建四贤阁,皆设绘像。后毁祀,明代另建白公祠。时下仍然有的白公祠,乃是今人择址新建的,虽非文物,终究胜过奉节难觅杜甫“草堂”。

遗憾在于,白公祠建筑虽有一定规模,环境也有一定气象,内涵陈设却相当单调稀疏,远未形成人文景观。特别是,相较于当地对巴蔓子、严颜、秦良玉所体现的忠义文化的热衷宣传,中唐四贤所张扬的贤良文化迄今仍未能获得应当有的长足重视。其实就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注度而言,历宋元明清,在整体上两种取向从来没有高下之分,在个体上则是四贤的影响更大。如果置诸当今世界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语境,置诸当今中国建设以富强、民主、文明、法治国家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四贤所张扬的道德自律,人格自重,为人清正,为官公正,勇于担当,勤于作为,关注民生,有益社会的贤良文化品格风范,恒久而普适的传扬价值尤当领先。见若不及,现状难改。

质言之,中唐四贤那样集中地履迹忠州,并且传留下了不少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不仅在今之重庆各个区县绝无仅有,而且放之全国也十分罕见。如斯珍贵而长期冷置,其间的认知、行为是非,岂不同样发人深省?

提出两个发人深省,我决然无意于指责任何人,而仅止寄望于引出一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大家一起认真反思。管见之所及,我认为,之所以积成那样的情状,既有远因,亦有近因。远因主要在于,历代巴渝人尚武轻文,重物质轻意识,偏爱本土人物而轻慢外籍人物,积习成俗而乏自知。近因主要在于,虽有开发文化软实力之心,却少竞逐文化软实力之方,尤其对历代本境域内积成的确实具备独特魅力的优秀传统文化缺乏系统而深邃的了解和把握,即便有部分所知也缺乏当代观照。于是乎,一方面是不惜耗费巨资的竞相攀比同质化跟风,同时另一方面则是不少珍宝被尘封。

反思决不是纯理性追索,而要认定由知到行,立足于激活文化资源,着力于助推文化创意。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敬畏传统的前提下,首先要切实树立当代意识,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梳理、整合、择取,从而作出历史的、人民的、审美的、科学的重新诠释,藉以做到知有所据,行有所本。其次要运用联系的和发展的哲学思维,尽量避免单就传统讲传统,单就文化论文化,力求做到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趋向和创新项目统筹营运,互济共赢。第三要以接受主体的人为本,让精神文化涵蕴具有物质文化载体和行为文化延伸,以备受众能游历,能观览,能体验,能感悟。再加上其他可行之方,创意的创才能够转化为成,创意的意也才能够转化为实。

以之看奉节,如能真诚借鉴成都杜甫草堂文化创意运作的既有成功经验,不难认定大有可为。时下的奉节有草堂镇,有草堂河,唯独没有得名之源的杜甫草堂。如果将就草堂河,依托遐迩闻名的奉节脐橙种植基地择定一址,重新修建一所草堂,与上万亩脐橙果林浑然合和,并且在林间、河畔配置若干由杜甫牵头,包容其他历代诗人和竹枝词的诗碑、诗林,更配置若干因地制宜的行游、观光、体验、采摘、休闲、娱乐、购物的设施或场地,那么新创的奉节杜甫草堂不仅能够重振名声,而且有望成为一处既可走进去,也可住下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超越白帝城的朝阳景区。脐橙及其深加工产品,还可以贴上“草堂”名牌,促成二者相得益彰。由之而带动其他产业兴旺发达,前景也难以限量。

以之看忠县,同样地可资期许。时下那座白公祠,已然是一个物质载体,尽可以将其改称四贤阁,进而搜寻中唐四贤的文物资料、古今文本、图片书画、研究成果陈列其间,并附以其先其后杜甫、苏轼、苏辙诸贤在忠州的诗作,构建成一个有历史地域特色的贤良文化博物馆。而江南的翠屏山,则可以除陆宣公墓外,结合城乡统筹规划,选点恢复禹庙、玉虚观、望夫台等胜迹,并且扩张成一个开放式的山水园林式主题公园。一旦新创这两大景区,不但相关文化资源重显了生机,而且配合石宝寨奇观和现代柑果园,将有可能让忠县发展成为三峡库区万州以上的第一大吸引落地客的旅游目的地,对当地多种产业的拉动当自在不言之中。

这两个例证,诚然不足以笼括全貌,但也决然不是个例。或举一反三,或触类旁通,重庆所辖不少区县,都还遗存着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待激活。尽管各自所蕴的内涵同异差互,但在基本方略上却深寓着相近性或者相通性,一当认知到位,策划到位,举措到位,就大有希望焕发出光华。对于司职文化建设的党政官员,以及与力其间的各界人士来说,这无疑是增强境域文化软实力的一项务实功业,远比那些无厘头的修大寺庙、建假古镇、吹伪排名、搞花架子之类“政绩”有根基得多,有价值得多。